? 口罩之爭?這不“科學”。-深度-知識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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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口罩之爭?這不“科學”。

    1天前
    導讀
    戴不戴口罩的背后,是對科學證據與文化習慣的利弊權衡。

    圖源:pixabay.com



    撰文 | 李子  

    責編 | 李珊珊


    “美國人為什么不戴口罩?”

     

    這是自從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,國人最大的幾個疑問之一。畢竟,經歷了4個月的全民抗疫,即使國內的疫情高峰早已過去,戴口罩也已成了國人的新日常。然而,當警覺的在美華人們戴上口罩時,不少人都遭到過不懷好意的冷眼,甚至遭到種族主義者的攻擊。究其原因,種族歧視是一方面,而最經常聽到的指責,是“引起恐慌”、“只有病人才戴口罩”,以及“必須把口罩留給醫務人員”。

     

    的確,一直以來,美國疾控中心(CDC)的建議都是“大眾沒有必要佩戴口罩”,只有出現癥狀的人才建議在出門時戴口罩。但隨著疫情的加倍肆虐,幾星期前,疾控中心終于修改了指導建議,小心措辭地表示“建議在公眾場合遮住口鼻”。一些地方也出臺了具體的政策乃至強制措施,例如紐約州州長就表示,“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”的場合,必須要佩戴“遮住口鼻的東西”(wear face covering),否則會受到警告(但并未明確有任何處罰措施)。截止上周六,美國共有7個州做出了類似的規定。

     

    有趣的是,不管規定如何改變,“口罩”(face mask,或者N95一類被稱為respirator)一詞,始終如同躲避電梯里迎面而來的人一樣被小心趨避。在超市里,人們開始在臉上裹上各種各樣的東西——有正兒八經的口罩,也有自制的布口罩,頭巾,甚至高領毛衣。

     

    但所有人,包括醫學研究者、醫務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不確定的一件事情是:“有用么”,以及“為什么”。

     

    非常時期,一切仿佛都被罩上了疑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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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什么疾控中心一開始
    并不推薦戴口罩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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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針對這一點,最流行的說法是“一般公眾戴口罩沒用”。
     
    但是這里面的邏輯實際上相當別扭。為什么更頻繁接觸患者的醫務工作者需要口罩、甚至是N95級別的防護,而對于也存在一定幾率會接觸到患者的大眾來說,口罩就沒有用呢?難道病毒還看你是不是從事醫務工作?
     
    與其說“沒有用”,言下之意其實是:“目前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,大眾佩戴口罩對防護新型冠狀病毒有效”。
     
    對于口罩的研究,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,也就是西班牙流感暴發前夕。芝加哥約翰·麥考密克研究所(John McCormick Institute)的一名醫生在73名護士身上做了試驗。試驗之前,護士中大約有8%會染上猩紅熱;然后,他給護士們分發了雙層紗布制成的口罩、并在每日妥善消毒,將感染降到了0。配合實地觀察,他亦自己搭建了簡易的實驗室裝置模擬真實傳染環境,來探測紗布能否有效阻擋與飛沫類似的病菌載體[1]
     
    后來的大部分關于口罩的實驗,也是在類似的醫院或實驗室環境中進行的——有確切的病毒暴露,有嚴格控制的實驗條件,得出口罩本身是否有用的結論,或者什么樣的口罩防護效果如何。所有對于口罩的認知,都是基于過往研究的證據進行綜合、抑或是推測而得,之前和口罩相關的研究,都是在與新冠相似的普通冠狀病毒肺炎,以及流感之上得來的。
     
    從原理上講,含有過濾功能的口罩的確能有效阻隔病毒傳播。不過,過往對流感的研究表明,佩戴口罩,對流感的傳播并沒有顯著的幫助,而且N95口罩并不比一般口罩更管用[2]。這有可能是人們并沒有正確佩戴口罩,或者是像現有的政策制定者擔心的那樣——佩戴了口罩之后,反而不注重社交距離。
     
    而新冠的相關研究就更少了。僅有的幾項研究,其質量、有效性也不一而足。一篇來自韓國的論文,研究了醫用口罩和棉口罩在阻礙新冠病毒傳播方面的作用,被廣泛報道,但樣本卻僅有4個病人[4]。亞洲各國在疫情控制上的成功,更可能是來自于更嚴格的社會管控措施——換句話說,我們沒辦法在實際的場景下控制出一個精確條件,來獲取“口罩”這個物品是否有用的結論。
     
    更為復雜的是,新冠病毒究竟是否通過“空氣”傳播、怎樣傳播?
     
    現有的證據表明,新冠病毒絕大部分通過飛沫傳播,也就是打噴嚏、咳嗽或者說話的時候噴出的飛沫中載有病毒;而飛沫是有重量的,并不會在空氣中飄太久,也不會大規模地擴散,因此保持社交距離(2米或者6英尺)是相對有效的辦法。然而,關于“氣溶膠傳播”的說法不時見諸于各路媒體,讓人對現有的防控建議產生疑慮。畢竟,如果有證據表明氣溶膠傳播、或者表明新冠病毒會飄散到比較遠的地方,那么即使是普通醫用口罩也是不足以防護的,N95才能有效過濾氣溶膠,達到令人滿意的防護效果。
     
    但和口罩研究一樣,這些關于“病毒傳播”的研究,亦有相當大的局限。比如美國NIAID(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)在一項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的論文里提到,攜帶病毒的氣溶膠能夠在空氣中停留,“通過氣溶膠傳染是可能的” [5]。不過,他們的研究完全是在實驗室里進行的,氣溶膠生成的條件,在現實中并不存在。
     
    其它的一些媒體廣泛轉載的、看起來稍微有點“可怕”的研究,例如“研究表明超市走道內充滿了病毒”、“超市通風口發現病毒”,或者“室內各處取樣發現病毒RNA”,此類研究多是通過采樣、實驗室建模的方式進行的,都無法說明有活性的病毒能夠在某個地點達到能夠觸發感染的濃度。
     
    所以繞來繞去,目前擺在人們面前的“證據”繁雜,卻又沒有足夠統一到形成“結論”的地步。我們只能知道最差的情況——在醫院里,醫生必須做好從頭到腳的防護。但普通人呢?室內環境呢?室外環境呢?
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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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科學證據的背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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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基于“科學證據”制定公共政策,最短板的恰好是科學證據的滯后性。在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當下,政策制定的準則,也并不是達成一個由證據支撐的最優解,而是如何去化解可能存在的風險。在證據并不充分、但又緊急到必須有所動作的時候,政策制定者很大程度上需要回答這個問題:“我們需要花費多大的代價,去做一個有可能有用的改變,來降低風險?”
     
    毫無疑問的是,在東方和西方,做出這個改變的成本是不同的。
     
    美國一些州有法律,禁止遮蓋面部。這是因為在民權運動時期,3K黨人會罩住自己的面孔進行一些極端破壞活動。直到如今,遮擋面部也與犯罪活動聯系在一起。因此,除非有特殊需求,在公共場合,人們不得“使用不自然的織物蓋住面部”。與其說人們覺得口罩沒用,不如說覺得它“可怕”。
     
    這或許也與東西方文化中對面部的認識有關。有神經學研究認為,西方人在交流中會更長時間地注意到對方的臉部、將目光更多地投射在面部。而在進行面部識別的時候,西方人更傾向于將目光投射到面部不同的部位。相對而言,東亞人在交流中并不會一直盯著對方的臉看;而即使看臉,也主要將目光投向眼睛和鼻子附近的部位[6]。換句話說,面部出現“遮擋”,對于西方人而言更加不正常,更有可能因為獲取不到表情信息等而感到不舒服、不愉快。
     
    這些因素,都讓口罩在東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截然不同。
     
    在中國、日本和新加坡等地,人們已經習慣了口罩在生活中的角色。在日本,即使沒有傳染病,在街上戴口罩的人也并不少見。日本人早已將原本屬于公共衛生領域的口罩,“轉移”到了生活場景中,為它加諸了更濃重的文化和社會符號意義。將個人衛生看得十分重要的日本人,把公共場合配戴口罩作為一種禮儀;而講話時唾沫星子四濺,則是非常無禮的行為。2009年的甲型流感過后,在一系列公眾衛生倡導活動下,戴口罩徹底成為了一種流行。英國肯特大學的Adam Burgess 認為,這是一種“風險禮節”(risk ritual),不管怎么說,戴上口罩以防萬一,是作為個人的責任[7]
     
    實際上,包括日本、中國、韓國在內的東亞各國,在現代化的過程中,都內化了“衛生”這一概念。“衛生”(hygiene)作為一種舶來品,不僅是社會治理的需求,也成為了一種“先進社會”的文化輸入而被個人所采納 [8]。直到現在,在中國,文明和衛生這兩個詞通常都是連用的。保持個人衛生不僅是實用目的,也是一種姿態、一個符號。在疫情中,則是個人躬身實踐防疫的標志。
     
    一個小細節非常值得注意。在紐約州疫情通報的新聞發布會上,紐約州長安德魯·科莫被臺下的質問,為何讓紐約市民外出戴口罩,而自己卻不戴。科莫表示,我現在所處的環境四周都沒有人,我保持了充足的社交距離,所以不用戴。
     
    但是,在中國和日本,與疫情有關的大大小小的各種新聞發布會上,遠遠地坐在主席臺上的官員們,依舊戴著口罩。這被網民和媒體解讀成一種“表率”——告訴所有人,現在戴口罩是必要的。而這種表率,也被層層貫徹到了每個人那兒。
     
    無論如何,戴口罩這件尚無法確定效用的“難事“,也到了不得不去做的時候。
     
    最新的數據表明,44%的感染都是在感染源無癥狀的狀態下發生的[9]。即使非N95口罩對一般人沒有防護作用,但它至少可以盡可能地阻止尚未表現癥狀的感染者感染他人,或者從某種程度上降低傳播的可能性——盡管這一點,目前尚無足夠“證據”。
     
    不過,在美國,疫情的局勢已經嚴峻到了“任何有效手段都值得嘗試”的地步。還在糾結是否“真的有用”,可能就已經太晚了。
     
    (文/李子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生)
     

    參考文獻:

    1. Weaver, G. H. (1919). Droplet infection and its prevention by the face mask.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, 218-230.

    2. Long, Y., Hu, T., Liu, L., Chen, R., Guo, Q., Yang, L., ... & Du, L. (2020). Effectiveness of N95 respirators versus surgical masks against influenza: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‐analysis. Journal of Evidence‐Based Medicine.

    3. Davies, A., Thompson, K. A., Giri, K., Kafatos, G., Walker, J., & Bennett, A. (2013). Testing the efficacy of homemade masks: would they protect in an influenza pandemic?. 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, 7(4), 413-418.

    4. Bae, S., Kim, M. C., Kim, J. Y., Cha, H. H., Lim, J. S., Jung, J., ... & Sung, M. (2020). Effectiveness of Surgical and Cotton Masks in Blocking SARS–CoV-2: A Controlled Comparison in 4 Patients.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.

    5. van Doremalen, N., Bushmaker, T., Morris, D. H., Holbrook, M. G., Gamble, A., Williamson, B. N., ... & Lloyd-Smith, J. O. (2020). Aerosol and surface stability of SARS-CoV-2 as compared with SARS-CoV-1.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.

    6. Blais, C., Jack, R. E., Scheepers, C., Fiset, D., & Caldara, R. (2008). Culture shapes how we look at faces. PloS one, 3(8).

    7. Burgess, A., & Horii, M. (2012). Risk, ritual and health responsibilisation: Japan’s ‘safety blanket’of surgical face mask‐wearing. Sociology of health & illness, 34(8), 1184-1198.

    8. Rogaski, R. (2014). Hygienic modernity: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-port China (Vol. 9).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.

    9. Sanche, S., Lin, Y. T., Xu, C., Romero-Severson, E., Hengartner, N., & Ke, R. (2020). High Contagiousness and Rapid Spread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.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, 26(7).

    10. https://www.cnn.com/2020/04/20/us/states-that-require-masks-trnd/index.html 

    11.https://smartairfilters.com/en/blog/best-diy-coronavirus-homemade-mask-material-covid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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